莲池书院
- 莲池书院
- Lianchi College
- 直隶书院
- 1733年
- 保定市裕华西路160号
- 1903年
目录
莲花池成为当时达官贵人云集的场所。到了清代，才修建出莲池书院的初貌，当时书院人才济济，扬名天下。尔后又被修建成为皇帝行宫，至此达到极盛。莲池书院中山水楼台参差错落，形成了著名的“莲池十二景”。园内琼楼与各上的奇花珍卉、先秦零售雕刻陪衬着画舫楼船，芙蕖香荷，尽托于山山水水之间，俨然一幅写意的中国山水画，因此书院博得了“城市蓬莱”的美称。其中以传说中老木匠以“莲叶托桃”揭露慈禧卖国丑行的传说最为人熟知。在20世纪初，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侵入保定，将当时造价千万的古园中的珍贵文物抢劫一空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它才在人民政府的修缮后恢复了昔日的光彩。
古莲花池，地处保定市内闹市区，正门坐南朝北。总面积为2.4万平方米，其中池水面积7900平方米。池水以中心岛为界分为南北两塘，蜿蜒曲折的东西二渠将两塘沟通一体。南塘呈半月形，外围峭壁环峙，松柏滴翠。北塘呈不规则矩形，四周玉石堆岸，杨柳垂丝。水心亭居其中。莲池自古就环水置景，以水为胜，因荷得名。园中诸景建制小巧玲珑，优雅别致，拙中见巧，朴中有奇，汇集了中国南北古建筑园林风格的精华。莲池实为我国北方古代园林明珠，前人曾用“几疑城市有蓬莱”形容她。
古莲池初名雪香园，为元代汝南王张柔开凿，约建于公元1227年至1234年。公元1284年被地震震毁，仅存深池清水，繁茂荷花，明代以后的志书，就把它随俗称为“莲花池”。明朝后期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扩建。知府查志隆把莲池作为一面“水鉴”，并令增建一门，上悬“水鉴公署”四字横匾，以激人励己：秉政应鉴之碧水苍天。从此，莲池成了达官贵人云集的场所，“水鉴公署”也成了莲池的别称。到了清代，兴建了莲池书院，一时间人才济济，扬名中外。莲池又辟为皇帝的行宫，皇帝多次出游驻跸。古莲池几经修建，达到了极盛。园内琼楼玉阁，典籍文物，珠玑珍玩，以及奇花异卉，仙禽灵兽，画舫楼船，芙蕖香荷，尽托于山山水水之间，交织成画，交织成诗。山、水、楼、台、亭、堂、庑、榭参差错落，组成了著名的莲池十二景，博得了“城市蓬莱”的美称。
1900年10月，英、法、德、意四国侵略军侵入保定，纵兵大抢三天，造价千百万两白银的莲池古园，珍贵文物被抢劫一空，亭、台、楼、阁化为灰烬，一片断壁残瓦。浩劫以后，虽经修整，却难以恢复原貌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屡经修缮，莲池才逐渐恢复了妩媚绚丽的风光。 信步莲池，随处可遇佳境。园中最大的假山，由沟通南北两塘的东渠环抱。山上怪石林立，远看有的似玲珑宝塔，有的像仙鹤引颈，有的如猿猴搔耳，有的同骏马奔驰。山顶有观澜亭，下观北塘参差错落的莲叶，如碧涛波澜。山中有篇留洞，由块石精叠巧筑而成，在灯烛照耀下，可见幻影迭生。洞中及洞内岸壁上，有乾隆皇帝手书的即景诗刻石。山下有一座汉白玉石桥，原名“绿野梯桥”，为元代所建，与赵州桥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沿桥向东，可通竹林深处的寒绿轩；向西，可去中心岛上的藻咏亭。浏览一下濯锦亭、高芬轩、红枣坡、不如亭、六幢亭，以及响琴涧、响琴榭、响琴桥等建筑，也各有佳妙，传有史话。“莲叶托桃”，是园中亭顶的独特造型。绿色翻卷的大莲叶正中，托着一只大红桃。这一构制新奇而又自然。传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，慈禧太后扮成村妇，连夜出逃。有一位老工匠，便在莲池设计了“莲叶托桃”的亭顶样式，谐“连夜脱逃”之音，意在揭露慈禧太后丧权辱国的丑行。慈禧太后回京路过保定，看到“莲叶托桃”恼羞成怒，当即传旨杀了这位老匠人。
君子长生馆，紧邻北塘西岸，半面建在水上。它典雅洁净，超凡脱俗，好似水中宫厅。正门高悬“君子长生馆”匾额，寓意君子之德，如池中出淤泥而不染、历久繁茂的莲花，与世长存。该馆为歇山五脊庑殿式建筑，面阔五间，进深二间，四周庑廊环抱。隔扇门窗均为步步锦图案，苏式彩绘雕梁画栋，十分精美。正间前面突出有罗锅脊抱厦三间，抱厦之外有平台建于水上。馆南北有配房，一称小方壶，一称小蓬莱，益增其古色古香、优雅清幽之氛围。
莲池园藏石刻可谓一大景观。仅北塘北侧的碑刻长廊，就长达33米，嵌有三段82方碑刻。这里有一段艺林翰墨佳话，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直隶总督那彦成将珍藏的褚遂良《千字文》、颜真卿《千福碑》、怀素《自叙帖》、米芾《虹县诗》、赵孟頫《蜀山图歌》、董其昌《云隐山房题记》、《书李白诗》等七种真迹和旧帖，镌刻在38方石头上，定名为《莲池书院法帖》，赠送给莲池书院，为莲池碑刻的发端。迄今，游人仍可欣赏这些格调高逸、技法超绝的书法瑰宝的永恒之美。
莲池不仅以“林泉幽邃，云物苍然”闻名，更因与莲池书院同处一址而名声大震。清雍正十一年（公元1733年），在莲池北部建直隶省最高学府莲池书院。书院院长多为学识渊博之士，如章学诚、祁韵士、张裕钊、吴汝纶等，开设西文（英语）、东文（日语）学堂，招收外籍留学生，聘请外籍教师等。使学院“声播四方”，吸引着“四方贤隽担簦负笈受业门下者，趾踵相接”，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。1952年11月22日，毛泽东主席曾莅临莲池故地重游，他说：“莲池之所以有名，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，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”。
莲池书院自开办伊始即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。特别是乾隆帝，曾三次“幸临”书院，并赐匾题诗勉励师生。莲池书院一时间名满天下，莲池书院以大儒硕学为师，成为“全国书院之冠，京南第一学府”。鼎盛时期的莲池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南北交相辉映。汪师韩、章学诚、黄彭年、何秋涛、王振纲、张裕钊、吴汝纶等众多学冠天下的宗师大家，刘春霖、王发桂、尚秉和、胡景桂、王树彤、孟庆荣、傅增湘、冯国璋等一大批彪炳后世的高徒学子，精彩演绎了莲池的历史辉煌，使这里成为长达两个世纪的重大政治活动场所和直隶文化教育中心。
莲池书院当时藏书颇多，万卷楼中最多时曾达到3万余卷，众多藏书对在此修业的学生颇有帮助。此外，还有《莲池书院法帖》刻石38方，这是一部珍贵的书院“石籍”，其书法格调高逸，技艺超绝，至今保存完好。
书院开设西文（英语）、东文（日语）学堂，招收外籍留学生，聘请外籍教师。张裕钊与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的师徒之情同样是书院一大亮点。古莲花池幽静的西小院内，有一座黑玉石的“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”，正面碑文为日本著名书法家、张氏书法的第三代传人上条信山所书；横额“谊深学海”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启功的题字。1887年，19岁的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慕名求学，一番周折之后，终于拜在张裕钊门下。宫岛大八成为莲池书院招收的第一位日本留学生。师徒相伴共8年时间，直到1894年张裕钊辞世。8年间，宫岛大八随其学经学、训诂、书法，日夜相随笔墨之间，除了古文儒学受益匪浅，还得张裕钊碑学派书法真传，回到日本后继续潜心研习，成为日本书法界大家，且自成流派。不仅如此，宫岛大八还在家中开设私塾教中文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，弘扬国学，其著作《急就篇》是战前日本中国语教育的经典。 [1]
古园特色：法帖、碑刻
清康熙、乾隆两朝大力营造宫苑，到乾隆时达到极盛。乾隆曾在这里召见直隶总督署官员，赐“御书明职”，君臣吟诗和唱，留下大量石刻、碑刻。
法帖是指篆刻在石板或木板上面的书法名家的范本，包括拓本和印刷本。《莲池书院法帖》是历代丛帖囊括六家八种的墨迹。楮遂良《千字文》的清挺丰艳、颜真卿《千福碑》的壮怀激烈、怀素《自叙帖》的龙蛇飞动、米芾《虹县诗》的超逸豪放、赵孟頫《蜀山图歌》的娴静妍美。以及董其昌《云隐山房题记》、李白《诗二首》和罗汉赞《性灵飘逸》。嘉庆十八年(1813年)，满洲贵族和进士出身的那彦成将家中珍藏的真迹旧拓镌刻于石，定名为《莲池书院法帖》，赠给莲池书院，使法帖拓印传播和刻石一直流传至今。
《莲池书院法帖》包括当代的刻石38方，这是一部珍贵的书院“石籍”。古莲池共收藏历代碑石一百四十多方,主要分布在东碑廊、西碑廊、北碑廊、水东楼南以及六幢亭。其中一部分属于园中旧藏,另一部分是从外边移入院中的。
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刻于740年，被公认为莲池现存碑刻中年代最早、艺术价值最高的。此碑原存于易县，乾隆时期，直隶总督方观承将其转移至保定。书丹并篆额者苏灵芝被欧阳修誉为唐代写碑手。苏灵芝此碑写得“笔墨婉畅、刚柔相济、结构精严”为人欣赏。《石墨镌华》、《授业堂金石跋》、《金石萃编》等金石学著作均有记载。
有苏灵芝书写的唐田琬德政碑，也有清最末一名状元刘春霖书写的重修古莲池公园碑记。据介绍，莲池旧藏中，除了莲池书院法帖外，清帝御制碑、御笔碑最多，还有修葺莲池和莲池书院的碑记等等，这部分是莲池碑刻的基本藏品。
如：《莲花池修建书院増置使馆碑记》《嘉庆赐直隶总督温承惠碑》《莲花池修建书院増置使馆碑记》《嘉庆赐直隶总督温承惠碑》《莲池书院増修讲舍记》《嘉庆赐直隶布政使方受畴碑》《万卷楼藏书碑记》等,莲池碑刻中有康熙、乾隆、嘉庆和道光4位清帝的，其中乾隆御制碑最多4通，都是赐给直隶总督的。园藏石刻中有唐代草圣怀素的“自叙帖” ，笔走龙蛇、气势磅礴；颜真卿的“多宝塔” 浑厚雄劲；王羲之的墨迹鱼跃龙门、虎卧凤阙；王阳明的“夜宿天池” 苍劲有力、潇洒；以及清朝康熙皇帝手笔“龙飞”题字,真可谓墨宝荟萃，墨香飘逸。
莲池内最著名的还有1962年在保定北郊发掘出土的两座西夏文刻写的经幢。结构像汉字的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字，两座经幢上的文字共有2000多个，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。在此之前，一般认为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在历史上存在了190年，其通用的西夏文只延用到元朝末年，1345年刻于居庸关的西夏文经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，但莲池内这两座建于1502年的经幢，证明西夏文明时期，在保定仍有党项人的后裔延用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何等顽强 [2]
莲池书院作为最高文化教育中心，统治者及其重视它。大儒名士无不以主将于莲池书院为荣，莘莘学子对它仰慕影从。
所谓院长（习称“山长”）是书院的组织者和行政领导，把握着书院的办学方向。多数直隶总督能为莲池书院选聘“经学博洽，德行善美”的学识渊博文化名人，担任院长、教授、主讲者，有不少直隶总督和地方官员还能够亲自来莲池书院授课。
据史料记载可以考证的院长有：张叙、汪韩门、章学成、黄彭年、何秋涛、王振纲、张裕钊、吴汝纶等。
张叙：今江苏太沧县人，雍正时举人。他精通经术，著作有《易贯》、《诗贯》、《孝经精义后录》、《或问余论》、《莲池行宫十二景图》有他的题咏，是一个“经明行修”的标准院长。
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、祁韵士在乾隆时期先后主讲于莲池书院，章氏曾官国子监典籍，兼通文史、地志、考据诸学，著作有《文史通义》、《实斋文钞》、《章氏遗书》等传世，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，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教学上都硕果累累。
祁韵士曾官翰编修太子中允户部主事，精于治史，长于地域、中西交通之学，遗著亦甚丰。同时进士出身的李嘉端、贺涛、王振刚勤于教学，精于治学，因此，生员科考及第甚多。
黄彭年，字子寿，贵州人。他曾两次任莲池书院院长，博学多能，诗文兼擅，书画并长，颇负名望。他对书院的贡献主要有扩建校舍增图书，明立章程严定课程，还努力改进书院课艺内容和形式。黄彭年苦心经营，卓有成效，而且受总督李鸿章之聘，率师生参与编纂《畿辅通志》。
张裕钊：字濂卿，湖北武昌人，道光举人。他与薛福成、黎庶昌、吴汝纶并称“曾门四弟子”。曾国藩尤善之文常言：“吾门人可期有成者，为张裕钊、吴汝纶两生耳”。张裕钊对书院的贡献主要有：
第一、讲授古学，为直隶省培养出一批文学之士。
他在莲池书院讲学的成果，可从他学生的作品集《学古堂文集首卷》中反映出来。
第二、首开接待外国访问学者和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风气。
日本宫岛诚一派他儿子宫岛勖斋慕名渡海前来拜访学习，追随张氏学习八年，成为日本一代学者宗师，回国后创办了善邻书院。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来华访学时也曾向张氏请教，他开创了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，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第三、引导学生学习书法艺术。
张氏书法融古代书法之长，吸收隶体笔法，自成一家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《南宫县学碑》是张裕钊任莲池书院院长时作的。南宫碑的拓本风行海内外，许多书法家、金石家、收藏家视为珍宝，形成了一个以“南宫碑”为主的书法流派，并远播海外。
吴汝纶：字挚甫，同治进士，先后为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。他学贯古今，通达时变，曾以古文家和教育家闻名于世。吴汝纶一生从事的最主要的教育活动就是主讲于莲池书院。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七年(1889 ---1903)他任莲池书院最后一任院长，而且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院长。对书院的贡献主要有：
一、继续开办古学堂，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学辞章之士，使桐城文派在直隶有了强大的阵容。
二、他提倡新学，变法自强，主张废除科举并从办外文学堂入手创办西文堂和东文堂。吴汝纶著作颇丰:《易说》、《诗说》、《深州风土记》、《尚书故》、《桐城吴先生文集》、《桐城吴先生全集》等等。特别是1902年赴日本考察学制拜访了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，汇编成《东游丛录》四卷，成为我国第一部考查和研究外国教育制度的著作。
张裕钊、吴汝纶两位院长师出同门,又是忘年的挚友,先后掌学将近二十年。他们教风既同、一脉相承,在保持学术研究的同时又展开古文创作,面向西学,体现了历史的进步。
常言道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。名师在书院讲学，提高了书院的教学质量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，声誉在全国众多官办书院中名列前茅。以至于前来学习者不绝如缕，形成了“恢宏教化，声播四方”的局面，造就了一大批封建官僚，也培养出了一大批文人学者。
据保定府志记载，其修业者“彪炳于仕途、议院、学校者，不可屈指数”，北洋军阀总统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，他于1885年至1888年在莲池书院读书。任府、州、县官者也则举不胜举，王发桂、 胡景桂、 贺涛、刘若曾、冯国璋等等。
同治进士苏维垣担任四川知县，以清廉著称于世。他死于所任，发柩回籍时，万民致祭，当时有一联道“一死有余哀，两袖清风满船明月；九州多饮恨，七十老母三岁孤儿”读来叫人感动流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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